改革切勿,改革开放再出发

2019-09-05 23:57 来源:未知

“改革往往都是从易到难。”

中国传媒改革是在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大背景下发动起来的。从中国改革的大系统来考量,中国改革的策略是优先进行“增量”改革,继而推动“存量”改革。中国传媒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子系统,它所采取的策略也如此:先解决“增量”问题,继而解决“存量”问题。中国传媒改革在改革路径上跟中国改革的整体路径存在相似性。回望近30年的改革路,可以发现,中国改革走的是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路径,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策略。中国改革先也是从经济改革切入的。从经济改革入手,一是为了解决当时最紧迫的民生问题。经济是民生之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自然成为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出于中国改革的策略考虑。进行经济改革的成本相对较小,见效也比较显著,改革风险也较小,这种改革是“增量”改革的核心内容。在过去的30年中,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发展经济,推动“增量”改革,正是这种改革创造了“中国奇迹”。“增量”改革并不是可以长期延续的,它也存在一个开掘极限的问题。因此,在“增量”改革进行到一定节点的时候,需要启动“存量”改革。“存量”改革就包括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等领域的改革,同时也包括经济领域中的结构调整、增长方式的转变、产权改革、利益分配方式改革等等,另外还得解决“增量”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比如说“路径依赖”问题。这些方面的改革涉及面广,问题复杂,方方面面的问题纠结在一起,改革难度甚大。因此,需要三思而后行,改革的不仅需要效率,更要求公平。近年来,“存量”改革已经启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成为“存量”改革阶段的核心理念。这要求改革突破“增量”改革思维,从更宏观、更深层、更人本的角度考量改革的目标、策略及效果。中国传媒改革首先是从释放传媒的产业功能开始的。此项改革开始于1978年。那年财政部出台了一个重要文件,规定对《人民日报》等8家中央一级的媒体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这意味着政府财政要对媒体实行“断奶”,不再把媒体作为“事业单位”来供养,把它推向市场,要求媒体自身在市场上寻求发展的出路。这一改革在当时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改革减轻财政的沉重负担,并未预料到它居然产生了那么大的联动效应。可以说这个文件,引发了一场中国传媒的革命。这一改革设定了中国传媒改革的大框架。中国传媒改革释放媒体的产业功能,实际上推动的是传媒的“增量”改革。“增量”改革时期的媒体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要在经济上做大做强。在“增量”改革过程中,媒体的产业功能也迅速得到释放。相比之下,媒体的其他功能也被暂时性作为“存量”搁置起来,至少不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这就形成了“增量”与“存量”并置的局面。媒体改革的实绩主要是通过“增量”改革的成绩来体现的。但问题是,“增量”改革的空间并不是可以无限开掘的,它本身有存在一个极限的问题。在改革前期,增量改革的成效非常显著,但到了后来,随着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媒体内部的改革动力渐渐减弱,“增量”改革的成本也越来越大,“增量”改革的成效渐趋微弱。改革进入了瓶颈期,这个时候,如果不推动“存量”改革,改革可能进入胶着状态,不仅传媒改革的经济效益打折扣,其社会效益也受到影响。“增量”改革的能量被释放到一定的极限的时候,即需要启动“存量”改革,单靠释放媒体的经济功能并不能解决问题了,媒体的其他功能还得跟上,仅仅依靠传媒内部的机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作业就不能适应改革需要了,还得进行更大幅度制度创新、制度改革,即需要启动“存量”改革。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从组建传媒集团开始,就开始尝试传媒的“存量”改革,及至近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存量”改革的力度空前加大,大面积、深层次的改革动作渐渐出台。这都可以表明,传媒业的“存量”改革在向深水区推进。由于“存量”改革是一个结构性的系统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伤筋动骨,改革难度很大,成本也很高。因此,“存量”改革不能贸然快进,需要慎重行动。从传媒业的目前态势看,传媒系统的“存量”改革尚处在“试水”阶段。(作者为新闻学院副教授)

摘要:最近对于改革的议论中,有这样一种善意的提醒有些地方政府把日常工作中的方方面面都说成是改革,使得日常工作改革化,没什么不是改革,最后改革什么也不是。 自中央成立改革领导小组,按照不同领域又设立了若干改革小组后,各地区也纷纷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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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最近对于改革的议论中,有这样一种善意的提醒——“有些地方政府把日常工作中的方方面面都说成是改革,使得日常工作改革化,没什么不是改革,最后改革什么也不是。”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自中央成立改革领导小组,按照不同领域又设立了若干改革小组后,各地区也纷纷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并且下设若干分领域改革小组,把改革任务分解得细之又细。比如,华东某省份下设8个小组,2014年有160项改革任务;西南某省份下设14个小组,分130项改革任务;华东某副省级城市下设10个小组,分400项改革任务……似乎谁分的改革小组和任务多,谁的改革工作就更先进、更到位。
但是,这样的做法真的科学吗?首先,如果2014年真有这么多改革任务要完成,那几乎是两三天一项改革,甚至一天几项改革。这么短的时间,政府部门人手是有限的,如果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他们哪来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对每个专项改革进行实地调研、分析改革步骤、执行改革任务、观察改革效果、优化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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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事实上,一些地区主抓改革的部门负责人也承认,很多所谓的“改革任务”本就是各部门按部就班应该完成的工作,只是人为包装成高大上的“改革”罢了。这样的“改革”何须费力,这就是个别地区动辄就能洋洋洒洒写上几十条甚至上百条改革任务的奥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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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改革任务一多必然分得特别细,因此其中部门职能交叉也无比多,操作上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有时牵头部门就两三个,共同参与部门甚至近10个,谁都要管,谁都不负主要责任,最后往往互相扯皮,改革任务难以真正落实。

  能否保证公众对改革的民主参与、对改革过程的透明监督、对改革举措的理性质询、对改革收益的明了于心、对改革走势的总体知晓,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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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治水”本就是行政管理的积弊所在,过于细分改革任务助长多头管理的习气,致使改革最终无人过问,甚至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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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所有部门都要改革,看起来这种“全面改革”气势庞大,但战线拉得太长,也就意味着每个点都薄弱不堪。“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个全面用力的拳头,最终就会像棉花团一样松软乏力,打在身上不痛不痒,何来啃硬骨头的气力?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改革正产出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不过,创造天量财富的改革,必须建立公平分配财富的制度体制。就前者言,持续地创造财富,依赖公正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后者而言,公平地分配财富,依赖理性的民主政体。两者都指向现代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试图将中国的改革推进到纵深地带、并赢得人们的积极响应、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以现代政治制度的建构,作为今后中国改革的引导性力量。也就是说,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以政治体制改革保障改革真精神的地步。

以必成之心,创未有之业

    第四,各地区从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到出台改革任务不过短短数月,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的改革目标,这些方案真的经过了深思熟虑吗?是否无法排除有些改革是“为了改而改”?如果放任盲目跟风,改革将如何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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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不久前就表示,未来半年的改革才是紧要关头,有些人有可能阳奉阴违,把改革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改造,以达到消解改革的目的。

  改革的处境:地方改革顶层设限

    改革必须要警惕这种“庸常化”、“碎片化”苗头,个中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季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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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数年,地方或部门推进的改革,此起彼伏、不绝于缕。杭州的市民议事厅、温州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广州的网络问政、深圳的事业单位改制、成都的土地确权改革,构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改革。而顺德的行政机构改革、珠海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陕西神木与子长的医疗体制改革等等,则构成基层改革的有力组成部分。一些普通公民,也对改革怀抱很高的期待,并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愿望,所谓独立候选人的出现,就典型地象征着民众参与改革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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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些来自部门或地区的改革,并没有推广到全国范围。相反,甚至受到了上层某些官员的扼制。比如对独立候选人不符合选举法的断定,对于深圳行政三分制度改革的缺乏支持,某些国家机关对参与式、绩效预算的缺乏热情,都体现出部分国家机关或领导人对于有关改革的疑惧心理或抑制态度。可见,推动改革的热情,上层官员未必如地方或部门负责人那么热情高涨。

  可以说,如今的改革正处于一个有点尴尬的状态:对于改革的总体影响关涉不大的部门性、区域性的改革,不说是蓬蓬勃勃地进行着,起码也是有声有色地推进着;但是,涉及顶层设计的改革,却很少有重新唤起人们改革热情的有力举措。而且,即使是地方或部门推动的改革,也要拷问其是否真正具有公共意义。

  

  改革的目的:私利与公益

  

  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难以确定性质、无法有效把握、更难有序推进、难以预料后果的阶段。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改革进入深层次之后的总体处境。这时的改革,不是处在一种抽象号召的状态,就是处在一种对地方或部门推进的改革不敢明确支持、只能怀疑相待甚至先行抑制的情形之中。

  更为关键的是,源自地方与部门的改革,是不是真正具有发挥公共效能、改革地方公众福利的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断定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价值导向上应该是人民主权。因此,还政于民与还权于民,乃是所有改革都必须坚守的价值底线。同时,改革必须是一个民众乐意参与、官方积极推动、收益民众共享的社会变革进程,这是一切改革是不是真正改革的决定性检验指标。因此,改革必须是经由制度改良实现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改善,而不是勉力推进改革的某个领导人或机构主观意志的体现。改革最终必须在人民意志的决定中得到认可或加以否定,而不是在上级领导的肯定中实现推进改革的领导人的升迁,抑或遭到否定而受贬斥。

  于是,目前的改革需要保证公共导向、制度走势和公益结果。显然,地方还是部门的改革,都没有系统地保证这样的改革性质。这中间,影响改革性质、认同效应和评价结果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人民主权究竟是不是改革的主导理念。这决定了改革究竟是为了实现领导的主观意志和职位升迁,还是为了民众谋求福利的本质属性。如近年对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影响甚大的土地征收、城乡居民的房屋拆迁,处在一个矛盾集中爆发的状态。有些官员为了政绩,以改革和发展的名义,喊出了“拆出一个新中国”的口号。因此,民众的利益遭到明显的侵害。另一方面,改革者不能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改革的受益者只能是民众。但是,目前源自地方或部门的改革,改革者的个人收益显然已经成为改革的强大驱动力。这种收益,具有隐性的和显性的两种类型。显性的收益是一种大众、上级和改革者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收益。这种收益就是改革者经由改革,集聚升迁的资本。隐性的收益是公众、上级与改革者本人秘而不宣的收益形式。不经过深入查证,人们甚至不知道改革者以改革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的巨大利益,甚至还夸奖改革者的无私无畏。人们乐意看到改革者显性收益的增长,但绝对拒斥隐性收益的激增。另一方面,改革应当从长官意志演进到制度建设。目前的改革还主要是长官意志的产物。直接从民众愿望出发的改革,或者是民众直接推动的改革,如独立候选人、维权运动,都受到有意的压制。显然,制度走向的改革与民众导向的改革必须统一起来,才能为改革聚集更为丰厚的动力资源,也才能保证改革的公益性质不走样变形,沦为私利的遮羞布。

  

  超越改革的动机论

  

  不能不指出的是,改革必须跨过几道关口,才能走向纵深地带,真正抵达改革的预定地点: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首先,必须承诺改革的“过河”目标。中国的前期改革,是在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过河论”指引下启动并推进的。前者主要是解决改革开放的效果论问题,后者则主要是确定改革的目标论——改革就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社会结构而成的现代化国家。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相应难度的加大,“白猫黑猫论”再次变成了改革性质争执论,而需要抓住的“老鼠”已经被人遗忘;“摸石头过河论”也已经异化为全情摸石头、而忘记过河的眼前功利论。改革就此陷入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盲目状态。因此,摆脱改革的目前困境,必须以改革的过河目标引导改革的总体走向。这个关口,今天显然尚未跨过。

  其次,必须承诺改革的公共性价值。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是革命家部署的改革。革命家自身的无私奉献精神,是经由烽火连天的战争检验过的政治品质。因此,中国前期的改革开放,公共性似乎没有引起巨大争论。但即便如此,邓小平自己就已经看到,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更由于改革开放产出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执掌权力的领导人自己谋取私利的欲望会因之膨胀。加之“后邓时代”的改革,已经是守成者主导的改革。守成者是以和平理性谋求个人发展机遇获得主导改革机会的。因此,守成者主导改革,公共获益与私人收益之间的界限,将愈来愈难以区分。无疑,在保证改革公共性效益的基础上,必须对改革者予以利益激励。改革者的个人收益,与改革的公共性特质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

  再次,必须承诺改革的制度化结构。邓小平那一代革命家以气势恢宏的政治布局,启动了改革开放,而且以强大的政治意志,作为推动改革开放曲折前行的动力。但是,改革必须走向一个制度化启动、制度化推进、制度化检验的新境界。就是一个改革还是不改革、真改革还是伪改革、为私利的改变还是为公共的重构,都由一个掌控权力的领导人无法主观支配的系统、严格的制度约束起来的改革。只有经过制度化的审查,围绕改革的公共目标展开的变革,才足以得到政策化推动的契机。

  在三者之中,最为困难的是处理改革者的个人动机与改革的公共效果的关系。这个关口不过,改革就会处在一个由公益掩盖起来的、实则是由私利谋求所推动的变化的悖谬状态。于是,假改革就会泛滥,真改革就必定缺席。必须将真改革的所有动力曝露给公众,让人们正视改革者的显性收益与公众的公共收益之间的良性关系,不要被改革的单纯动机论所左右,从而走出苛求改革者仅仅基于高尚道德动机从事改革的精神陷阱;同时明确改革者的隐性收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关系,拒斥改革者假公济私的“改革”。

  

  改革顶层设计的正当性

  

  公正地给予改革者和公众以规范化的利益满足契机,从而为改革聚集更为实在的动力。道德上尚能被人们接受的改革者,追求个人的改革显性收益;道德上瑕疵较多的改革者,必定追求改革的隐性收益;较为可鄙的改革者,则以为公众谋求福利的名义改革,其实是为了自己独占改革带来的利益。当下主导改革的领导群体,不外基于这三种动机推进其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动机,是符合人性的。

  在今天,推动改革不能再依靠英明领袖、无私个体。不将改革放置到公共制度的平台上,任由人们进行理性的检验、鼓励人们的质疑、促使人们的参与、汇集人们的智慧、形成干群的共识,改革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展开。改革就会处在纯粹政治号召、掩藏个人利用企图、假公济私的尴尬状态。

  这就要促使人们回归真改革的精神宗旨。从结构上看,真改革乃是具有顶层设计的改革。中国的改革,长期处在顶层设计缺乏的随机性改革状态。这种随机性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效果。但30余年后的今天,随机性改革只能取得暂时效果,且遭遇刚性制度难题,最终无功或少功而返。

  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对改革的基本价值观念、总体制度结构和具体推进战略做出的设计。是对现代国家结构的中国认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它不是对于中国独特国情的封闭式自认,也对于此前残缺不全的改革取得的些微成就的孤芳自赏。认取现代基本结构,中国的改革就具有了灵魂,其结果,一定是中国国情下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被理解为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设计,也不能被理解为单纯汇集精英智慧的设计。一方面,将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认作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设计,就会将中国的改革固化为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产物,就难以告别英明领袖的主观意志支配国家命运的危险状态。另一方面,将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看做是精英阶层的事务,也会将改革最深厚的社会公众基础瓦解,将改革变成精英间妥协或对立的玩物。因此,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绝对是中国公民自己的事务,每个公民具有不可推卸的关注和参与责任。

  

  回归真改革

  

  以政治体制改革保障的真改革,就是一种以下述几点为特征的改革:保证公众对改革的民主参与、对改革过程的透明监督、对改革举措的理性质询、对改革收益的明了于心、对改革走势的总体知晓。这几点也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判断标准。一切以改革名义展开的活动,如果是在密不透风的情况下,由某个地方或某个领导者大力推动的事宜,都是一种假改革之名,谋个人实利的伪改革。

  回归真改革,就是一种以公民权利主导的改革,改革者必须在公众的严格监督下从事相关改革活动。除开现代民主制度的保障机制外,一切真正的改革都必须是在公众及其组织、社会舆论、上级机构以及法律体系的控制下完成的社会变迁过程,都必须是具有公开性、公共性和透明性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中,改革者可以获得法律、规章和公众认可的显性收益,但绝对不能获取不可告人的隐性收益。只有这样的改革,才是推进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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