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何以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

2019-11-08 04:01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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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点就是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依法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权责边界,实现三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显示出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指明了方向。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基层社会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不仅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体政策目标的实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总体而言,基层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过程中,要坚持把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架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描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愿景,提出了一整套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形成了具有成熟哲学方法和鲜明实践面向的治理法治理论,堪称“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如何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其核心要义、时代价值并以这一理论体系为引领,对于推进互联网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意义重大。

1月24日上午,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殷美根参加了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联组讨论,与民革、无党派人士、工会、侨联、台联、特邀界别的委员及列席人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主题,协商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国家治理纳入依法治国的法治轨道。国家治理体系以法制体系为基本规范基础与重要依托,决定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点就是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依法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权责边界,实现三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社会治理;基层社会;基层党组织

一、牢牢把握“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在认真听取委员们发言后,殷美根说,大家提出的对策建议,来自于深入调查研究,具有很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格局的需要。要增强底线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公平底线和生态底线,牢牢把握社会治理的主动权;要增强服务意识,摒弃“靠强制、重管理”旧观念,树立“靠服务、重治理”新理念,将服务思维贯穿始终;要增强创新意识,创新理念、体制、技术,通过管理扁平化、治理智能化、信息共享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要增强法治意识,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建立畅通有序的权益保障、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机制;要增强系统意识,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组织的辅助作用、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首先,党的领导是依法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充分发挥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整合现有的治理资源,夯实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党内民主、政府创新、人大监督、政协协商、区域合作、基层自治、社会管理以及市场体制,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元化、多层次的治理体系中,党和政府依然是国家治理的中枢和核心力量,其内在机制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依法治国,依法推动市场、社会的自我治理与政府治理相互衔接,以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和多层治理体系的法治建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这显示出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指明了方向。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其始终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什么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怎样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其核心要义是:社会治理战略布局论—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社会治理性质论—强调社会治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社会治理格局论—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努力实现“良政善治”;社会治理主体论—明确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职能作用,强调政社合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社会治理动力论—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确保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社会治理基本原则论—强调问题导向,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有机结合;社会治理体系论—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社会管理体制论—强调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畅通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社会治理机制论—强调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网络社会治理法治论—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其经典观点概括为:关于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网信事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建设网络良好生态、打造亿万民众共同的网络空间精神家园、党政机关干部要提高在互联网背景下做好工作的本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核心技术突破、依法治网办网上网、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互联网企业共同促进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络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论、适应新型技术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联动融合、开放共治、共同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观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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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下的“治理资源整合”着重三个层面。在政府层面,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行政执行体制和政策落实体系,建立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和财税体制,逐步建构法治化、科学化的职责分工体系。积极推动人大立法体制和监督体制的创新,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同时,着力提高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增强其责任意识和监督意识,促使其自觉、认真地参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活动。在社会层面,发挥基层群众自治体系的作用,以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积极培育各类服务型和公益型社区社会组织,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在市场层面,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体制,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经营环境,调整政府干预和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法治监管。

新时代社会治理被赋予新内涵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矛盾与挑战成为催生这一鲜活性理论的客观基础;社会治理阶段性特征为这一理论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实践性依据;由实践产生经实践检验并引领指导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实践活动,是这一理论的科学表征;全球人类治理文明的发展与需求为这一理论注入了时代要素。

其次,围绕“放权限权”展开的政府创新和社会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放权限权包括两个步骤。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水平必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相适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社会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理论品质及时代价值

一是政府放权限权。这是积极培育社会、推进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政府依法向社会和基层下放权力、下沉职能,通过专家建议、公民参与、社会公开、政府审核等程序制订政府权力限制事项清单,明确政府的职责边界。同时,积极培育全民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引导公民的良性参与,逐步形成“以法治来维护权利,以权利来约束权力”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当然,政府向社会放权并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只抓好处”,更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需要依法监督,规约承接方的行为,保证公共服务的绩效。因此,必须同时大力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规范行政权力,限制政府冲动,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人们社会治理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国家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治理模式不断创新,为人们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有力推动了从政府行政管理本位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转变。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在于其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其实践性在于,它根植于中国大地治理实践的场域,渗透于生动的治理范例,凝结着治理经验的精髓,是当代丰富生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总结。其时代性在于,它诠释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呈现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治理多元化、信息现代化的逻辑特征;其科学性在于,它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制度、文化及其实践的本质及其规律。她凸显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她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这集中体现在:她是对“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治理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结晶,她是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生活目标的长期遵循,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遵循她是推进全球人类治理文明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二是社会和市场有效承接政府下放的权力。以现实经济社会重大、热点问题为导向,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使社会成长为政府的合作伙伴。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完善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制,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逐步实现“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以社会组织治理社会”。同时,让市场释放自主性价格机制,高效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完善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机制,形成持久广泛的社会合力,实现“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良性互动。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为出发点,切实提高公众的满意度,让公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以“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为引领,提高互联网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再其次,构建“多元协商”的民主法治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党委领导下的政府协调、部门负责、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重点实施以及市场化组织配合、公民自觉参与、法制保障的国家协同治理体系,是一种新型的治理结构,是一种政府、社会、市场共同担责和共同合作的治理网络关系,也是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的整体建构,其主要运行是以“多元协商”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一是法治化,协商机制和协作体系必须要“于法有据”“机构法定”“依法治理”,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依法构建“三位一体”的多元协同治理体制。“三位”是指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各归其位”,通过法律制度,明晰政府的权责边界,把属于社会、市场的职能,完全交给社会和市场处理,只有“各归其位”,方可“各显其能”。“一体”是指“政府—社会—市场”的“三位”结构,逐渐形成法治化的协同治理体制,即以法治来规约“多元”,将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都纳入法治轨道,以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建构。二是民主化,以协商来推进民主,以民主来达致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利益共享,逐步建立“上下互动、纵横交叉”的协商机制,调节和保护多元主体利益。为此,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同时,也要创新“多元协商”机制,依法建立“政府—社会”“政府—企业”“基层—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等常规协商机制,并以专题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协商为补充,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

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按照共建共治共享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当今,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承担起社会治理的部分职能,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整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由社会组织依法提供和管理。依法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监管,推动社会组织规范自律,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首先,凝聚共识、准确定位。在推进“四个体系”建设中,必须自觉坚持以“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大平安理念”,把推进“四个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加快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置入新时代“一个阶段、两个时段”战略目标任务的大局之中来谋划,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营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增强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打造“三共”格局,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自觉、行动自觉。

(作者金太军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政治学类教指委委员;赵军锋系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其次,联动融合、增强治理活力。以信息化为支撑、网格化为平台、人本化为主导,推动“公共安全网络保障治理”;创新以基层社区党建融合为纽带,推动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结对共建、交叉任职、活动共联的“综合效用型治理”;推行以政法综治机构为主导,综治联席单位和基层社区党组织为主体,搭建线上线下收集综治信息研判、社会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公共安全与社会服务跟踪督办统筹协调工作平台的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动协作型治理”,等等。

《中国教育报》2014年12月5日

基层社会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不仅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体政策目标的实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

其三,开放共治、推动良政善治。一方面,政府需要破除传统“等级特权”“老大独尊”“固步自封”等观念,增强平等合作意识、政社合作意识、开放共治意识、市场竞争意识、依法治理意识,善于组织调度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善于通过制度创新消解传统管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生成发展的障碍,形成权责明晰、依法自治的内控式协调约束机制。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和公民则需破除“看客心态”“依赖意识”等旧观念,增强自觉参与意识、责任担当意识,既优化自身事务治理,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良好氛围,挖掘自身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潜力,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政社合作共治与政府良政善治。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国社会治理是按照党委领导的原则组织进行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这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必须牢牢把握这一方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

其四,依靠人民、扎根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最高价值选择,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社会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其具体路径包括:发展完善村委会基层自治组织运行机制,提高其自治能力;推进村级事务公开决策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一村一法律副主任制度,等等。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将基层社会治理同基层党建相结合。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服务群众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总体而言,基层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过程中,要坚持把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架构,完善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和机制;扩大党建工作的覆盖范围,使党的建设覆盖到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及企业,增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影响力;注重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紧抓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党员干部的学习和再培训,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完善基层党建及其评价考核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及其现代化建设要求融入工作内容和考核目标中,并按照一定考核指标体系,定期进行考核与反馈,实现约束与激励并举。

其五,运用法治方式,提高治理效能。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其效能需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能力。一方面,要以中央省委关于加快建成法治政府实施方案为契机,加快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建设。另一方面,需建立健全“外脑”制度,提升党政机关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建立与完善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制度、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责任倒查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增强决策执行力和公信力。

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过程中必须重视协同治理,形成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积极搭建和完善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基层民主协商平台和相关信息服务平台,统筹社会资源,拓展公民尤其是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合力。充分发挥各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宣传,强化公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意识,按照治理主体的特点科学分工,充分发挥其在具体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和专长。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广泛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紧抓基层社会组织培育建设,定期开展公众教育培训,以提高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能力,组织并引导公众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中来。

其六,运用大数据、提高智能化水平。必须强化战略意识、大数据意识、“云平台”意识,打造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的“云湖北”“云城市”“云社区”的大数据平台;开发与制定统一开放、共享应用的数据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数据资源收集、开发、应用、服务的现代管理体制;改革现代信息资源管理服务与安全保障体制,探索建立适应执政、立法、行政、监察、司法、法律监督、社会组织自治、政社合作共治、国际开放合作交流的信息资源管理服务与安全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离不开法治保障。加强基层领域的立法、执法工作,结合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基层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加强基层普法教育,定期开展普法宣传和教育,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张权利、解决纷争,为基层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环境。加强基层干部队伍法治意识培养,引导干部队伍重视法治建设,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尤其是干部队伍的法律素养,进而提高政府法治水平。

树立信息化思维,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不断完善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和方式也发生着变化。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基层政府政务信息的整合和共享,不断健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和信息化平台建设,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电子政务网络和统一信息平台建设,使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更加高效和便捷。围绕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重要领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借助数据共享平台及信息,积极推动构建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治理系统。结合当前“互联网 ”政务服务战略,加强基层政府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数据信息开放共享,增强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作者:王东旭 郑慧,分别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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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东旭 郑慧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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