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若木的爱情老实话,邓小平的三次婚姻史

2019-07-21 23:16 来源:未知

爱情是什么?研究显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爱情最多只能保持18至30个月,此后,二人要么分道扬镳,要么过上波澜不惊的生活。

“你没骗我吧!”“我没骗你吧!”——相差14岁的“老实人”陈云、于若木的爱情老实话!

第一次婚姻:“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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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这样一对相差14岁的情侣,表白时没有甜腻的情话,没有大把的玫瑰,只有这样一句淳朴的话语:“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1938年3月

邓小平和张锡瑗,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

1939年8月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结婚

于是,就开始了一段长达58年的相知相守、相濡以沫。这对情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陈云与他的妻子于若木。

陈云和于若木喜结良缘

张锡瑗生于1907年,原籍河北省房山县良乡。其父张镜海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是该校学潮中的骨干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约于1925年下半年,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识了邓小平。

对于邓小平个人生活方面讲,第三次回延安的收获是最大的,因为他结识了终身伴侣卓琳,此后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8年,共同经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第三次“落”与“起”的惊涛骇浪。邓小平不愿谈往事,不愿谈自己的过去,对于自己的妻子也谈得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在长达58年的共同生活中,邓小平对卓琳同志有着相当多充满深情厚意的言与行。例如在江西蒙难的岁月中,邓小平像卓琳关心自己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卓琳,除了尽量多做些重体力家务外,每当卓琳病发作、卧床不起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对卓琳付出的辛劳,他也及时地表达敬意,这种习惯直至他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仍然保持着。节日里,煮饭烧菜任务往往由卓琳及女儿担当。吃饭时,邓小平总是不忘给卓琳及女儿倒上一杯葡萄酒,并说:“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们一杯。”这问候声中,包含着这位伟人对自己妻子多么深厚的情谊啊!

陈云与于若木

那一年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父亲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不过在1939年8月邓小平刚回到延安时,他还不认识这位原来叫蒲琼英后来改名叫卓琳最终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姑娘。张闻天的夫人,老红军战士刘英回忆说:“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个爱人。那里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所以他要找个爱人,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公已经毕业了,就介绍给他。”当时,邓发拉着邓小平,“两个人一天高高兴兴地到处转,人们都说他们活像两个游神一样!”

两个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1926年底,邓小平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当时,邓小平在武汉任党中央秘书。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了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

笔者曾阅览一些书刊、剧本,对其中虚构邓小平与卓琳相识恋爱的描写不以为然,作者出于好意,尽量想写得浪漫一些,但是我们决不能以现在男女青年的婚恋方式来想象当时这些革命者的情怀。

于若木和陈云相识于1937年。当时18岁的共产党员于若木由山东老家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到了延安,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

今天

1927年秋天,张锡瑗经蒙古回国后,她领导了一次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罢工后也到了武汉,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不久,党中央迁往上海,二人也同往上海,张锡瑗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1928年年初,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瑷不到22岁。

用刘英的话讲,邓小平“要回前方去,只有赶快结婚了,结了婚才好带走。所以,这样,中央就给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在那个地方很热闹,小平同志和卓琳,还有孔原和许明,两对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到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王首道等都来了。周恩来因为去苏联治病而没有到场。

陈云从小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由于公务繁忙,流鼻血的毛病又复发了,这次来势更为凶猛。

我们就来聆听他们俩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30多人参加了婚礼。

这些高级领导人,难得为前方抗日将士举行婚礼,所以,简朴的仪式和简单的酒菜简化不了热闹的气氛。据刘英同志说:“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是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许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他喝那么多酒,怎么不醉呀?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原来是邓发和李富春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水,才使得他们的老友邓小平免于一醉。结婚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几天后,他们就一道启程奔赴前线。此外,这两对新婚夫妇还留下了四个人在窑洞前的幸福合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名同志担任陈云的护理工作,最后选中了于若木。当时她虽然只有18岁,但已是有两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了。

相遇、相知、相恋、相爱的故事

据参加过邓小平和张锡瑷婚礼的郑超麟老人,还有和张锡瑗一起工作过的朱月倩、朱端绶等老人回忆说:张锡瑗人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很秀气、很温柔、性格开朗、活泼、温和,讲话轻声轻气,待人热情、诚恳、很友好,个子160厘米高。因为那时做的是地下工作,扮装的是有钱人,所以张锡瑗也是穿旗袍、短头发、穿高跟鞋。邓小平也是穿长袍,戴博士帽。两人十分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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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追求她的人也不少,可她最终选择了邓小平。他们俩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圣洁而又纯真的年轻夫妻,他们俩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经常有说有笑。婚后,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同周恩来和邓颖超两对夫妇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夫妇住在楼下,邓颖超曾经说过: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

张锡瑗

于若木去护理陈云,只是给他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因为医生要求陈云静养,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陈云便经常和于若木聊天。

相识

有一次,邓小平曾沉思般地对女儿毛毛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这是邓小平从内心深处对张锡瑗表达的倾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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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对彼此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到后来比较熟悉后,大家从理想、工作一直谈到生活、爱好。有时陈云还让于若木唱革命歌曲,当时于若木唱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陈云听。每到这时,陈云便是她最好的听众,当于若木唱到“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陈云便夸于若木唱得尤其好,夸得于若木俊俏的脸要红半天。就这样相处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

1937年,陈云搭乘飞机,从新疆回到延安。在机场,于若木第一次见到陈云。说起对陈云的第一印象,于若木后来回忆说:“他到达延安的时候,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这盛大的欢迎会就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那次欢迎会是毛主席致欢迎辞,他说‘喜从天降’,同时把自己的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隔了几分钟,他又喊‘喜从天降’,又把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这样重复了三四次。我当时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也讲了话,他的上海普通话的口音和政治家的风采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张锡瑗因产褥热不幸去世 孩子夭折

金维映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说:他现在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回到延安的陈云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但由于公务繁忙,体质虚弱的他休息得不到保证,很快流鼻血的老毛病又复发了,而且此次来势十分凶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名细心能干、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担任陈云的护理工作。经过认真挑选,这个光荣的任务最后落到了一位名叫于若木的女同志身上。于若木当时虽然只有18岁,但已是有两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历史清楚、政治可靠。

1929年7月到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船经香港,赶赴广西。这时的邓小平已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9月10日,他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此后,广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叫金维映,人们叫她阿金。她和邓小平同岁,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同年7月中旬,他们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金维映早年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她和邓小平一同到中央苏区以后,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1934年,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中几十位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之一。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几年后,正当她在莫斯科郊区一家医院中治病时,不幸牺牲于战火之中。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情趣,使两位老实人走到了一起。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婚礼那天晚上,陈云只花了一元钱,买了些糖果、瓜子、枣子、花生之类的零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窑洞桌上一只小碗里放入灯芯,盛上麻油,当作花烛,就算是婚礼了。

于若木来到陈云身边做护理工作,只是按时往他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因为医生要求陈云静养,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陈云便经常和于若木聊天。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对彼此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到后来比较熟悉后,大家从理想、工作一直谈到生活、爱好。当时的于若木年轻活跃,喜欢唱歌,唱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陈云听。每到这时,陈云便是她最好的听众,当于若木唱到:“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陈云便夸于若木唱得尤其好,夸得于若木俊俏的脸要红半天。就这样相处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

1930年1月,邓小平受命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的工作。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时,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妻子。但因医疗条件差,张锡瑗不幸去世。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张锡瑗的妹妹)家里,可能因为难产的关系,没几天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孩儿。

虽然是“左”倾错误路线,最终导致了邓小平和金维映的离异,但心胸坦荡的邓小平仍旧没有忘记过去的亲密战友。1972年12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到自己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赣南参观,在于都停留的几个小时中,邓小平就几次提起金维映。他问县委负责人:“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县委负责人也许只能从史料中,从老年人的口中了解到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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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恋

这时,广西形势逼人,军情如火。邓小平连妻子也未来得及掩埋,便又匆匆赶去广西。后委托李强安葬了张锡瑗。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由他去安葬。李强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给张锡瑗送葬的还有邓颖超和张锡瑗的妈妈还有妹妹张晓梅。

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07年生,比邓小平小3岁。青年时期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后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与邓小平相识,1928年初结婚。当时,为庆祝这对年轻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的酒席,共有30多人参加,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到场了。

婚后不久,陈云曾用三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课。于若木从丈夫那里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陈云同志在窑洞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日久生情,直到有一天,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坦率地说:他现在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据邓垦回忆说:他在1931年去上海念书,5月份找到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兄长。邓小平还带他到江湾公墓看了张锡瑗的墓。

结婚以后,邓小平和张锡瑗有大半年时间和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住在楼上的邓颖超常常听见一对新人在楼下又说又笑的。邓小平后来告诉女儿:“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他沉思般地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认真、坦诚地向于道源讲述了他和于若木相识的经过,并把他看作是女方家长的代表,郑重其事地把他请来,向他说明了俩人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道源久闻陈云之名,深知他是一位很踏实、很稳重、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对这件婚事表示完全赞成。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和卓琳一起去查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幸亏李强的记忆力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邓小平和卓琳发现那里已被水淹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邓小平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邓小平离开上海,率军南下、西进,进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最后于1969年张锡瑗和苏兆征的遗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可是,很不幸,1930年1月,张锡瑗竟因难产得病,去世了。而难产生下来的女儿几天后也死了。可以想象,妻子、女儿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是多么大啊!可是,因为广西方面军务紧急,邓小平连妻子也未来得及亲手掩埋,就匆匆离开上海。当19年后,他率领大军攻占上海以后,一进城就去查找张锡瑗墓,找到遗骨后放到小棺木里,和苏兆征的棺木一起放在当时住的楼房的楼下。还是没来得及掩埋,他又和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了。1969年,张锡瑗的棺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即现在的龙华革命公墓)。90年代,晚年的邓小平去上海时,仍几次嘱咐子女去公墓瞻仰张锡瑗墓地,可见感情之深。

从此以后,于若木随陈云转战南北,从关内到关外、从地方到中央,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风雨同舟,相敬如宾,并肩携手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情趣,使两位老实人走到了一起。确定关系后,于若木曾问陈云:你不会骗我吧?陈云听后,笑而不语。后来,两人的婚礼是在中组部院子里的一间平房里举行。当时陈云同志是部长,中组部的同志和干部都集中起来搞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陈云同志很高兴,他拿出一块钱来买了一些在延安能够买到的花生、瓜子、糖果和红枣等款待大家。因为白天同志们都有工作,这婚礼是在晚上举行,室内灯光很昏暗,就是麻油灯照亮儿,但是气氛很热烈。于若木在晚年回忆说:“事后,消息传开,有人要陈云同志请客。他当时虽然手里有点钱,请得起客,但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没有请。”

现在,上海烈士陵园已改名为龙华革命公墓。张锡瑗那块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一张端正秀丽的照片镶嵌在石碑之上。这是她在短短的24年的生活中仅存的一张照片。那是1926年,张锡瑗和中山大学的20几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疗养院照了一张集体像,像片中的她,美丽文静的面容,非常精神的短发,和同学们站在一起的亲热姿态,都非常真切。谁能从照片上看出,这个女孩子般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历革命斗争的锤炼了呢?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一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工作人员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从1930年1月邓小平失去了第一个妻子张锡瑗这时算起,又过了67年。邓小平这位伟人,由自己一生中共同生活时间最长、最亲密的伴侣卓琳,协助党中央妥善办理了后事,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1997年3月2日上午11时25分,当运载邓小平骨灰的专机飞至1800米高的空域时,81岁的卓琳眼含热泪,强忍悲痛,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小平的名字,泣不成声。大约过了5分钟,在子女们的劝说下,她才撒下第一把骨灰。骨灰和五彩缤纷的花瓣缓缓地飘入大海。58年的风雨同舟,58年的同荣共辱。如今,手捧着自己心爱的丈夫的骨灰,卓琳怎么能不悲痛欲绝,肝胆俱碎?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太行山上那难忘的恩恩爱爱,回到了和邓小平共同生活的那些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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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1939年5月,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到:“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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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党内有不少对贤伉俪,坚定信仰、以身报国是他们,温情脉脉、坚贞不渝也是他们。

相守

现在,张锡瑗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的青松翠柏之中。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一位好妻子、好同学、好同志、好战友。多少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张锡瑗深深地埋在心里。

今天,不妨听小红讲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静水流深、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婚后不久,陈云曾用三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课。一盏油灯,如豆的灯光,十分微弱,它映照着窑洞的墙壁,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整个院落沉浸在一片喜气之中。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于若木。窑洞里寂静无声,只有陈云娓娓道来: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于若木则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邓小平与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婚变”悲剧内幕

周恩来与邓颖超

从此以后,于若木又随陈云转战南北,从关内到关外、从地方到中央,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风雨同舟,相敬如宾,并肩携手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在陈云病重卧床的时候,于若木守在他的身边。陈云临终时对于若木多次重复一句话——“我没骗你吧!”后来于若木每当回忆起,仍然动容,“我这话他到死还惦记着,说明他是守信用的,是对我俩的婚姻和家庭负责的”。

30年代初,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与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金维映结婚了,这是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

志同道合的战友、“八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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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金维映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经广西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于1925年在广州结为革命伴侣。

这就是陈云与于若木的爱情故事,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与邓小平同岁,1904年出生。金维映于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宣传工作,在斗争中她表现了不屈的精神和组织才能,抱定有志者事竞成精神的她改名为志成。毕业后又到宁波师范学习,3年后又回到女校,任女校教员。1926年她组织女校师生积极响应“五卅”运动,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工人运动工作。1927年,金维映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经党组织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央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1929年她担任中共江苏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积极开展妇女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1930年她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初识之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觉悟社的成员。觉悟社的成员们当时相约: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一份缘,

金维映和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担任过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的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此时她已改名金维映。

周恩来是觉悟社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则是骨干成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两人免不了有些往来。当时,男女交往还要“授受不亲”。因此,周恩来找邓颖超谈话的次数并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

一世情,

1933年5月,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和批判以后,金维映离开了他。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失去妻子。金维映离开邓小平,不能不说是人为的原因。邓小平被“左”倾领导者关进了“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使妻子受株连,狠狠地一咬牙,拿起笔来签了“邓小平”三个字。

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留学。告别时,邓颖超想到欧洲天气寒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领侧内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周恩来则安慰邓颖超说:“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

一句诺言,

第三次婚姻:起起落落,卓琳与邓小平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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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相守。

1939年秋天,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又娶了一位新娘子,她就是卓琳。这是邓小平的第三个妻子,也是他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 1950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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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和邓小平的相识颇具戏剧性。

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收到了旅欧的周恩来寄来的信。打开信封只见一张明信片,上面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备注:文章中精彩视频来源于陈云纪念馆原创出品的电影《难忘的岁月》。

邓小平是1939年7月回到延安的。夏天的延安,酷热难当。

当时在场的还有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大家都看明白了——周恩来这是在含蓄地向邓颖超表明心意啊!

编辑:安通、Ariel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原来是准备参加七大,不料七大推迟召开,由于前方需要,他不能在延安多呆。

周恩来不是奉行独身主义吗,怎么变了呢?邓颖超有些疑虑,借询问工作的机会给他回了一封信。

审稿:程伟民

那时,邓小平没有妻子,大家非常关心这件事,于是,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一个。当时延安的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这里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卓琳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北公学已经毕业了,所以就介绍给邓小平了。

很快,周恩来的回信到了。他在信中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当时卓琳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但是,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到底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她却一点儿也不清楚。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卓琳,原名浦琼英,云南宣威人。她的父亲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1916年4月卓琳出生,由于在家排行最小,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她从小就非常聪明颖慧,活泼开朗。15岁时就被选为云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少年组60米短跑的田径选手。正当她随队出发抵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国难当头,运动会也不开了,云南省代表团只好中途折返。但这时的卓琳决心走出云南,到北平去读书。于是她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很快得到家里的支持。她来到北平后,经过几个月的补习,于1932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活动,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如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都是她的至交。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他就兼任在黄埔开办不久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卓琳和许多爱国学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1925年8月,邓颖超南下广州,这两位心心相印的革命战友喜结连理。从此,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在人生路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

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她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活动,开始投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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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卓琳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当时中国许多进步青年共同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几经辗转,来到了延安后,考入了陕北公学。经过3至4个月的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

△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

1938年初,卓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的队长。不久,又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到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她的名字由浦琼英改为卓琳。

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出席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应该遵循“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出一些桌子,中共中央为两对新婚夫妇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两对新婚夫妇,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刘少奇,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还有中央秘书长王首道,相继来到婚礼现场。被邓小平一直尊为兄长的周恩来,因在此前落马摔伤去苏联医治,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周恩来仔细听着邓颖超讲述“八互”的内容,一点儿也没有打断她。邓颖超从周恩来的表情上也看得出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的。就这样,“八互”成为两人间和谐相处的准则。

婚礼非常热闹。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桌子上摆的是金黄色的小米饭、大红枣等等,最奢侈的不过是炒了几个鸡蛋。参加婚礼的,虽然都是延安的显赫人员,却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然而却显得特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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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对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张相。限于当时艰苦的条件,拍出的相片有些模糊不清,但是看得出他们当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邓小平和卓琳的脸上都充满着微笑。这是一张有永久的纪念意义的珍贵照片。

△ 194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时,与邓颖超一起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烈士子女

婚礼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大家纷纷庆贺两对新婚夫妇,开怀畅饮。孔原在高兴之中,喝酒喝的很多,最后醉了,在新婚之夜就挨了夫人许明的数落。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就饮,一杯接着一杯,竟然未醉。

据从1955年开始在西花厅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当秘书的赵炜回忆,在战争年代,周恩来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先问邓颖超的下落;搬入西花厅后,周恩来从外面回来,最习惯的一句问话就是“大姐在干什么”。周恩来最后在生命垂危之际,也紧紧拉着赵炜的手,叮嘱他要照顾好邓颖超。

熟悉邓小平的刘英感到非常奇怪:小平过去是不怎么能喝酒的,今天如此“豪饮”,怎么能够一点不醉呢?她心里很纳闷。丈夫张闻天悄悄地告诉她:“里面有假!”

邓小平与卓琳

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婚礼上,李富春和邓发念着友情的份上,知道邓小平不会喝酒,怕他喝醉了,就悄悄弄了一瓶白水给他充酒,使得他免于一醉。几天以后,卓琳就和新婚的丈夫、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奔向太行。这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风云变幻中相互爱护、不离不弃

邓小平与卓琳相识于1939年,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个年轻的女学生。

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邓小平两次托人说媒,都被卓琳拒绝了,因为她不想嫁给工农干部。卓琳的拒绝没有令邓小平灰心,他决定当面和卓琳谈一谈。

两次谈话后,卓琳,这位曾经发誓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不嫁工农老干部的女学生,嫁给了比她大12岁的邓小平。她说,是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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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孔原和许明在延安举行婚礼时的合影

3777.com,结婚后,卓琳跟随邓小平回到了太行山。卓琳留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一年以后,在卓琳的要求下,组织上把她调到了一二九师师部。从此,她就和邓小平生活、战斗在一起了。从这时起,她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丈夫。

卓琳活泼、开朗,爱说爱笑,而邓小平则沉默少语。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她跟随邓小平转战沙场,出生入死,从一个任性娇惯的富家小姐,成长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贤妻良母,她逐渐学会了开荒种地、纺线、织毛衣。战场上的闲暇时刻,指挥千军万马的邓小平也会亲自烧上一锅水,为妻子洗洗头发,或是约上另一对夫妻,一同打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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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琳与邓小平在太行山抗日前线

在邓小平家中,卓琳营造了非常和谐、欢乐、民主、向上的家庭气氛,工作繁忙的邓小平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和卓琳营造的这种家庭气氛不无关系。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卓琳患了重感冒,邓小平全然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和被传染的危险,在卓琳的房间,询问病情,嘱咐她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不离不弃。

二人的长女邓林后来曾说,爸爸妈妈之间的爱情很伟大,是非常完美和统一的结合。尽管他们性格差异极大,但妈妈对爸爸非常信任,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离开爸爸,从来没有,更不会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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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齐心

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

1939年3月,年仅15岁的齐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1943年夏天与习仲勋相识。

1944年4月28日,习仲勋与齐心历经相识、相知再到相爱,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

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

齐心深爱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难,从没有要求丈夫和组织上更多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仲勋与齐心分多聚少,只能鸿雁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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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到1949年,齐心大部分时间在绥德县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参加过历次土改。这时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常在延安,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习仲勋常常只能写信给齐心,一方面传递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

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尔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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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及女儿桥桥在西安

在与习仲勋相伴的日子里,齐心一直把丈夫叮嘱她“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话,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她常对人说,习仲勋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她尊敬的师长和挚友。

1952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于年底也从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虽说团聚了,但却不能天天在一起。

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每当齐桥桥去幼儿园时都会哭个不停,不愿离开父母,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怀里。小女儿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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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习仲勋与儿子近平、远平在一起

1953年和1956年,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相继出生,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哺育他们,直到十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她既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习仲勋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她从不干预习仲勋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

1962年9月,习仲勋被审查、下放,“文化大革命”中又横遭批斗、关押。这期间习仲勋和家人天各一方,齐心也受到株连而被审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年多,孩子到农村插队,一家人不仅生活艰辛,还忍受着“反党分子”家属、“黑帮子女”的精神压力。

齐心了解自己的丈夫,坚信丈夫对党无限忠诚,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孩子们不相信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始终如一地深爱着他。直到1978年2月习仲勋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时,一家人终于在北京得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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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习仲勋和齐心与儿女在洛阳红旗照相馆合影。后排左起:儿子习近平、女儿习安安、女婿吴龙

齐心与习仲勋携手相伴58载,他们互相关爱,相敬如宾。

齐心曾回忆,1998年4月28日,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给在北京的她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习仲勋问齐心:“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说:“五十五年啦!”习仲勋饱含深情地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齐心感到了这些话的分量,顿时心生感慨,她对丈夫深情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习仲勋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我们这次通话记录下来,告诉孩子,让他们明白事理。”

通过电话后,习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仲勋对妻子齐心的高度评价和衷心赞誉。齐心按照丈夫的嘱咐,把通话的内容追记了下来,写给儿女留作纪念。这次通话是他们夫妻间又一次心灵的沟通,是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追忆,是相互的慰藉和真诚的勉励。

编辑:小能手

审稿: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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